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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鈔車案的賠償該怎么定性?

2016-12-02 10:44:21 來源:南方都市報

  原標題:運鈔車案的賠償屬于什么性質?

  今年10月底發(fā)生的東莞運鈔車押運員開槍射擊致死一名用磚頭砸車男子的事件余音未了。在公安機關對涉案押運員梁某某予以刑事拘留后,近日,受害方家屬同有關方面又進行了談判,并已達成180萬元的賠償協(xié)議,賠償款已打入受害方賬戶。家屬稱,雖與押運公司達成賠償協(xié)議,但他們會繼續(xù)聘請律師跟進相關法律程序,關注被刑拘的開槍人員的司法裁判結果。

  從該事件上述進展來看,受害者的家人得到了高額的賠償。但從整個案件的性質來看,因為涉及開槍致人死亡,所以這起案件尚未結束。對于刑事案件的處理,我國雖然并沒有對“先刑后民”這一司法處理方式做出明確具體的規(guī)定,但在長期的司法實踐中一直被默認采用,即對于一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觸犯刑律的案件,應該先追究刑事責任,然后再追究民事責任。而《民事訴訟法》也規(guī)定,如果一個案件必須以另一個尚未結案的案件審理結果為依據的,那么應當中止本案的審理,也就是說當存在民事訴訟需要以刑事訴訟的審理結果為判決依據時,民事訴訟應當予以中止,先行適用刑事訴訟程序查明案件事實,做出相應的處理。

  僅從目前來看,案中當事雙方的責任應該還未厘清,比如究竟有沒有發(fā)生發(fā)生剮蹭,剮蹭的原因是什么?押運員究竟是鳴槍示警時擊中被害人,還是故意打死被害者?案件尚未進入司法審理程序,但賠償卻已到位,這不得不讓人有“民欲阻刑”的懷疑。類似的情況以前不是沒有過。

  而從曝光的視頻來看,死者確實一直追著用磚頭敲打運鈔車的玻璃。但即便如此,運鈔員是否有權開槍擊斃他人呢?對此,中國人民銀行、公安部《關于銀行守庫、押運人員在執(zhí)行任務中使用武器的規(guī)定》,在執(zhí)行守庫、押運現金、金銀、有價證券任務中,為保衛(wèi)國家財產安全,遇有下列情形之一時,押運人員可以使用武器:(一)保衛(wèi)目標受到暴力侵襲或者有受到暴力侵襲的緊迫危險;(二)佩帶的武器,遭到暴力搶奪;(三)護送現金、金銀等財物的交通工具(包括機動車輛和非機動車輛)遭到暴力劫持;(四)押運人員和運送現金、金銀等財物的車輛駕駛人員人身遭到暴力侵襲。但這四點都有一個共同的前提條件,就是在“非開槍不能制止”的情況下。也就是說,押運人員只有在不開槍不能解決的危急情況下才能開槍,如果當時情況非開槍不能制止,押運員則沒有責任;如果當時被打擊對象沒有產生嚴重的現實威脅,不是萬不得已,那這樣的開槍可能就要承擔刑事責任。即便如此,守庫、押運人員在上述四種情況下,對不法侵害人開槍射擊只限于使其失去侵害能力;除特別緊迫的情況外,應先口頭或鳴槍警告,如果不法侵害人有被懾服的表示,或者已經喪失侵害能力,應立即停止射擊。這樣的規(guī)定說明了一個原則,那就是使用武器者必須恪守“最小武力”原則。

  問題是,在押運員認為已是“萬不得已”的情況下開槍,并致人死亡,那押運員要承擔多大的責任呢?這就首先要分析其開槍行為是否符合正當防衛(wèi)的條件,否則,就可能構成過失犯罪,甚至是故意殺人性質。

  可以肯定,作為專業(yè)的押運人員當然有義務判斷侵害者的侵害行為目的何在,尤其是否有搶劫運鈔車的動機。如果有證據表明侵害人不法侵害在先,押運員是出于防衛(wèi)目的而開槍的,只是由于其對當時情勢的判斷有誤,將侵害者一槍致命,則超出了防衛(wèi)的必要限度,構成防衛(wèi)過當。根據我國刑法規(guī)定,防衛(wèi)過當是要負刑事責任的,但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退一步講,如果當時運鈔車“認慫”,在被砸后采取走為上策,逃離現場(事后再追究砸車人的賠償責任),那死者也未必會繼續(xù)追趕,人們一定也會為這樣的運鈔員點贊。

  依據東莞市長安鎮(zhèn)在官方微博發(fā)布的公告顯示:一輛押款車執(zhí)行押運任務路經烏沙興三路路口附近時,被一名男子黃某(江西人)用石頭、水泥塊等物追砸車輛,導致車輛玻璃破損。車內押運員多次勸阻無效后,開槍射擊導致其受傷倒地,后經救治無效死亡。從該公告看,官方是想說明押運員已經經過勸阻警告,并不是匆忙開槍的,但是不是萬不得已,自然無法判明。不過,從賠償結果來看,押運公司似乎又證明了押運員開槍打死人的行為不妥。當然,這些還只是從目前報道的信息中加以推斷,至于案件進入司法程序后結果如何,還要依賴司法查明的事實情況究竟如何來判斷。

  對于一起定性清楚明了的刑事案件,先進行民事賠償,促進雙方的和解,無疑有積極意義?,F行《刑事訴訟法》也專設了輕罪案件的刑事和解程序,在滿足特定條件下,被追訴人向被害人賠禮道歉、賠償損失并能夠達成諒解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對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對犯罪情節(jié)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但刑事案件不能夠追求以賠償來息事寧人,否則極容易發(fā)出背離法治的錯誤信號:“我有錯(罪),但我也有錢!”況且,這錢是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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