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副院長:＂民＂告＂官＂如何破解勝訴難與執(zhí)行難
作者：王卉
發(fā)布時間：2016-07-18 16:16:36 來源：光明日報
原標題：最高法副院長:"民"告"官"如何破解勝訴難與執(zhí)行難
我從1988年開始從事行政審判工作，到今年已是第28個年頭，而行政訴訟法自1990年施行至今，也已走過26個春秋。我國行政訴訟制度經(jīng)歷了一個從無到有、不斷發(fā)展、逐步完善的歷程。正如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所指出的，長期以來，行政訴訟一直受到“立案難、審理難、執(zhí)行難”的困擾。為破解這些難題，黨的十八大，特別是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作出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和2015年5月1日開始施行的新行政訴訟法，提出了大量有針對性和創(chuàng)制性的重大改革舉措，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工作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發(fā)展機遇。
首先，用立案登記制化解行政訴訟“立案難”。在三大訴訟中，“立案難”在行政訴訟領域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由于行政訴訟被告主體的特殊性，過去一些地方出臺或策劃限制受理行政案件的“土政策”或“潛規(guī)則”，通過對“人財物票”干預法院獨立行使行政審判權，將老百姓的訴求拒之門外。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變立案審查制為立案登記制。新行政訴訟法首次在法律層面明確了立案登記制。一子落而全盤活，立案登記制實施后，限制立案的藩籬得到破除，行政案件數(shù)量大幅上升。2015年5月1日至2016年4月30日，全國法院受理一審行政案件達到286015件，同比上升58.76%；僅2015年5月就受理一審行政案件2.6萬件，同比上升221%。長期困擾行政審判的“立案難”問題基本得到解決，人民法院實現(xiàn)了“有案必立、有訴必理”的莊嚴承諾。
其次，借行政訴訟管轄制度改革排除訴訟干預。我國司法管轄區(qū)與行政區(qū)劃高度重合，行政審判工作容易受到隱性影響和不當干預。2014年底，根據(j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四中全會的決策部署，最高人民法院在深圳和沈陽分別設立第一、第二巡回法庭，審理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等；上海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北京市第四中級人民法院作為首批跨行政區(qū)劃試點法院，相繼宣告成立。從目前運行的情況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和跨行政區(qū)劃法院已取得積極成效，社會各界普遍給予高度評價。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已經(jīng)批準了廣東等近20個省市上報的行政訴訟管轄制度改革方案。凡實行行政訴訟管轄制度改革的地方，原告的勝訴率均大幅度上升，申訴率均大幅度下降。
再次，讓負責人出庭應訴促進行政爭議“真解決”。不可否認的是，過去，“民”告“官”案件，老百姓不僅勝訴難，而且勝訴后執(zhí)行也難。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對癥下藥，提出健全行政機關依法出庭應訴、支持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尊重并執(zhí)行法院生效裁判制度的要求。新行政訴訟法也將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明確為法律義務。這樣做，有利于行政機關增強依法行政意識，促進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同時也能彰顯行政機關勇于接受監(jiān)督、敢于承擔責任的良好形象。經(jīng)過各級法院和國務院各部門以及地方政府的不懈努力，與以往相比，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制度正得到逐步落實。比如，山東省法院2015年開庭的行政案件中，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達1637人（次），同比增長4倍；今年4月11日，貴州省副省長陳明鳴代表貴州省政府在一起普通征地拆遷案件中出庭應訴，成為第一個代表行政機關出庭應訴的省部級行政機關負責人，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關注和強烈反響。
行政訴訟制度是我國重要的基本法律制度之一，是化解“官”民矛盾、推動依法行政、建設法治國家、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保障。黨的十八大以來作出的包括行政審判體制機制改革在內的重大司法改革部署，是一項系統(tǒng)工程，需要各級人民法院緊抓機遇、戮力同心，以抓鐵有痕、踏石留印的決心和勇氣，完成黨和人民交給的光榮任務和時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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